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深圳市环保局副局长,以及深圳市环保局副局长刘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只有环保水务局
姓 名:朱 锋
职 务:局 长
分 工:主持环保水务局全面工作
办公电话:25666848
环保是现代生活中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基础做起.
首先,要大量宣传,提高人们的觉悟与认识,加强环保意识.
其次,要进行废物回收利用,减少对森林树木的砍伐.还要加强对白色污染的处理,少使用塑料制品.
最后,要对清洁方面作改进.使市容更整洁.
为了地球的明天,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努力,要好好地保护环境.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实行垃圾分类袋装化.这样不仅能减少环卫工人的工作量,还能更好地起到废物利用,减少污染,节约资源.
买菜时,少用塑料袋,尽量用竹篮子.
用笔尽量用可换芯的,减少圆珠笔外壳的浪费与垃圾量.
外出吃饭尽量不用一次性饭盒.
播种绿色就是播种希望 垃圾过剩与环境问题 垃圾的回收及资源化综合利用 垃圾的回收及资源化综合利用(下)海浴室中的科学
从喝纯水想起
时下,饮用水正成为一种潮流.尽管媒介不只一次地介绍过饮用水的种种弊端,但"饮用水"族仍然日益扩大.
饮用水不单单指纯水,还包括矿泉水,蒸馏水甚至太空水等等. 而我们喝着长大的自来水则成了相对的"非饮用水". 我们并不排除目前饮用水风靡,炒作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它反映了当前水体污染的严重已经到了难以下口的程度.
有报道说:"据报道979年对全国798座城镇的调查, 全国日污水排放量为国为民258万吨, 其中工业废水占用819,生活污水占据199. 1989年对全国代表大会854个城镇进行调查,每天的排放量达365.3亿吨.其中工业废水达成协议5.5亿吨. 这些废水绝大部分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 污染了江河湖海.
此外, 更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每个上海人面前.上海的母亲河黄埔江,50年代中期(1958年)之前是一条水质清澈,鱼虾成群的河道,1962年水质开始受到污染, 1963年开始出现为期22天的黑臭期,1988年上升到场29天,占全年约2/3, 水质不合格江段占64.5km,占全长113.5km的56.99%.
水污染的危害是不是不言而喻的.水体污染,水质恶化对人体健康和人类生活,生产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洁净的人能给人们带来葱茏花木,鸟语花香,恬静舒适,美丽如画的优美环境,给人们带来宁静,愉悦和和平.但是今天污染了的水给人们带来的是痛苦,恐怖和灾难.为了使生活更美好,让秀丽的山水永驻人间,让清水长流不断,人们已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防止水污染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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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一场“环保风暴”在中国内地刮起,30个总投资达1179亿多元的在建项目被国家环保总局叫停,其中包括同属正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的三个项目。理由是,这些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属于未批先建的违法工程。
环境恶化无路可退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纪9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就已非常严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纪90年代五类水质就占到了80%,整个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条巨大的污水沟。1995年,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875亿元。
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GDP总值的15%,这意味着一边是9%的经济增长,一边是15%的损失率。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
目前,中国的荒漠化土地已达267.4万多平方公里;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而且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40%。全国668座城市,有400多个处于缺水状态。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质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宁波市,地处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汇口,却因水质污染,最缺水时需要靠运水车日夜不停地奔跑,将乡村河道里的水运进城里的各个企业。
中国平均1万元的工业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并产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28.8万吨废水。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进河道,要不了10年,中国就会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
全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经济发达的浙江省,酸雨覆盖率已达到100%。酸雨发生的频率,上海达11%,江苏大概为12%。华中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宾、怀化、绍兴、遵义、宁波、温州等,酸雨频率超过了90%。
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2158.7万吨,比2002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
1月27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人预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中国。
治理污染陷于两难有一种说法,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好环境,在环保方面的投入须达到GDP的1.5%以上。但这是在环境保护本来就非常良好的情况下,在中国,根据上海的经验,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环境,环保投入须占到GDP的3%以上。而在过去20年里,中国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0.5%,最近几年也只有1%多一点。环保是一种“奢侈性消费”,投入大,对GDP贡献小,因此,一些本应用于环保方面的专项资金,也被挪作他用。
目前中国在环境问题上进退两难:再不治理,未来无法保障;真要治理,则需大规模投入,眼前的经济又难以承受。
有人算过,云南滇池周边的企业在过去20年间,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元产值,但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至少得花几百亿元,这是全云南省一年的财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纸厂,20年累计产值不过500亿元。但要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使是干流达到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也需要投入3000亿元。要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三类水质,不仅花费是个可怕的数字,时间也至少需要100年。
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就微观角度说,在过去20年里,国内制造业在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只能朝两个方面挖潜:一是工资,二是环保。最简单的事,例如水泥生产,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价的5%。纺织业每年排放的废水超过10亿立方米,如要处理,则每吨需花费1.2~1.8元。提高生产成本5%。而绝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因此只能在环保问题上打游击:或是不建任何废水处理设施:或是建立以后就当摆设,白天把污水放到处理池里,晚上没人时就排放到河里,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笔成本。在市场的无序化竞争中,这5%的成本。往往就决定了企业的盈与亏、生与死。
而中国在环保执法上的两高一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也助长了这种倾向。通常的情况是,环保部门为取证一件违法偷排事件,需耗费50万元,而最终落到违法企业头上的罚款,则只有区区5万元,包括正在劲刮的所谓“环保风暴”。
一些投资数十亿元的特大电站项目,违反环境评价擅自开工建设,最后的罚款也不过20万元。区区20万元罚款,对于一个投资超亿元的项目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这样的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谈何震慑力?因此《环保法》历来被人称为“豆腐法”。
一场环保风暴将涉及数十万家企业,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大批企业的破产倒闭,大量人员失业,企业成本大幅提高,国内物价指数迅速地突破两位数。因此,无论是宏观成本,还是微观成本,实际上都无法承受。
四个因素阻碍环境治理对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总结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地方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不到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小冶炼、小铁合金、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项目,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现蔓延的趋势。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片面强调简化审批,限期办理相关手续。而不管项目是否会存在污染情况,只要来投资就批准,个别地方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中存在“首长意志”、“先上车,后买票”等违法现象。
再次,环评质量亟待提高。有些环评单位不坚持科学评价,不敢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数据说话,评价结论含糊,模棱两可,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与否的结论推给审批部门,甚至极个别的环评单位弄虚作假,编造、伪造数据,或者隐瞒事实,严重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落实,使环境影响评价流于形式,丧失了第三方咨询机构起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最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工作开展不足。我国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政府主导型,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监管数量庞大的建设项目,显然力不从心。
其实,环评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后的经济利益在驱使。
掀起真正的“环保风暴”
中国是一个在环境上回旋余地极小的大国,又是一个在全球资源、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后崛起的一个后起国家。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国家那样,等到环境恶劣到极点后再来治理。
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别人走过的先发展经济、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国不可避免的也会走一遭。
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重化工业时代:但当GDP增长到一定程度,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增强。污染水平在到达转折点后就会随着GDP的增长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环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当年日本的发展过程就是这一规律。
毫无疑问,中国没有可能跨越这样一个重化工业时代。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国家太大,无法像芬兰那样,在本国制造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借助于全球化分工,直接进入高科技时代。
上世纪90年代末,笔者曾回过苏南老家,小时候那种清清河水,坐着船就可到达四乡八镇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了。而令笔者吃惊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在中国,即使不发展工业,由人口增长带来的污染物,也足以使环境恶化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即便是治理这样的污染,也需要大笔投资,需要有经济基础。
中国在治理污染问题上,任重道远,需要依法办事,制止恶性环保事件的发生,延缓环境恶化的速度。
白色污染”主要是指塑料垃圾没有得到妥善管理和处理,对环境造成的“视觉污染”和“潜在危害”两种负面效应。
“视觉污染”是指散落在环境中的塑料废弃物对市容、景观的破坏,如散落在自然环境、铁道两旁、江河湖泊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和漫天飞舞或悬挂枝头的超薄塑料袋,给人们的视觉带来不良刺激。
“潜在危害”是指塑料废弃物进入自然环境后难以降解而带来的长期的深层次环境问题
1979.09--1983.07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治河系水力学及河流海岸动力学专业学生
1983.07--1986.09 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硕士研究生
1986.09--1990.12 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环境水利学博士研究生
1990.12--1994.07 深圳市环保局环境科学研究所工程师、高级工程师(1993.10)
1994.07--1995.12 深圳市宝安区环保局规划审批科负责人、科长、局长助理 (其间:1995年参加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任观澜镇黎光村工作组组长)
1995.12--1998.09 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局副局长 (其间:1997.09-1998.11 深圳市领导干部出国进修班学员,在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世界银行学习)
1998.09--2003.06 深圳市宝安区科技局局长人选、局长(1999.01)、宝安区科协主席(2001.12)、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2003.04)
2003.06—2003.08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党组成员、区科技局局长、区科协主席
2003.08—2008.12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党组成员
2008.12—2012.01中共深圳市宝安区委常委、宝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党组成员
2012.01深圳市龙华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2015年8月,免去龙华新区管委会主任职务。
2015年8月,任深圳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200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提名
张统
军营里的环保博士
张统,河南南阳人,1963年9月出生,1991年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博士毕业入伍,1997年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后,现为总装备部工程设计研究所环保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军环境工程设计与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随着国防科研试验和我军武器装备建设的发展,军事特种废水及微波、噪声、放射性等军事环境污染已成为直接影响官兵健康和部队建设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军事特种污染源因其分布广、危害大、缺少专用治理技术和成熟经验,成为军事环境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对此,军委和总部首长非常重视,多次指示要尽快研究解决军事特种废水的污染治理难题。
为摸清全军污染源分布及其危害,提出科学的防治对策,张统自1996年起,足迹祖国大江南北,行程数万公里,先后对全军近1000多个航天发射场、试验基地、训练场和营区进行了现场调研,基本摸清了军事污染源的现状、分布规律及污染特征,编制了30多万字的《军事区域污染源调查与研究报告》,较准确地反映了全军部队的环境污染状况,为军队制定切实可行的环保规划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也为全军有针对性地开展军事污染治理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重点军事污染源的科研和治理工作也随之展开。
航天发射,人们往往记住的是火箭升空,神舟飞天的壮举,但很少有人想到,那眩目的火焰,滚滚红烟,会给官兵的身体健康带来的危害。伴随国防科研试验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作为火箭推进剂的四氧化二氮和各种型号硝酸年用量达数千吨。但四氧化二氮和各种硝酸都是强氧化剂,具有极强的腐蚀性,一旦泄漏极会造成人员中毒和化学烧伤,并且因其沸点低所形成的红色二氧化氮烟雾被基地官兵戏称为“红魔”。为此,航天领域迫切需要研制一种能迅速、快捷、有效地控制和清除因各种原因造成推进剂泄漏的方法及装置。为解决这一难题,张统深入试验现场,模拟泄漏发生的实况,冒着会严重损害身体健康的实验环境,反复进行不同规模、不同条件下的对比试验,终于研制成功我国航天发射场推进剂泄漏污染防治专用技术设备,解决了几十年来困扰航天发射场的推进剂泄漏污染和安全防护难题。同时,这一成果也对我国地方近年来多次发生的酸性液体泄漏引起的公共安全事故防护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在系统解决航天发射场推进剂污染治理难题的基础上,张统更把目光瞄准了全军的其他军事特种污染源,针对弹药拆解废水污染、军事化学废水污染、舰船油污水及装备洗消废水污染问题开展了专项技术研究,提出了一整套军事特种废水治理的理论和方法,相继开发了8种专项处理工艺,研制了多级光催化氧化净水装置等10多套关键设备,并建立了某军区弹药销毁站等全军24个军事特种污染治理示范工程,形成了技术系列化、设备成套化和控制自动化,填补了我国军事特种废水治理技术的空白。目前,在总装备部首长的关切下,张统又把目光瞄向了环境突发事故应急处理、应急检测、环境评估及装备研制领域。
飞机维修废水浓度高、污染重,成份复杂,治理难度大。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张统连续奋战300多个日日夜夜,几乎没有休过一个节假日。他先后对比了十几种工艺,选用了近百种化学药剂,做了数十次试验,对上万个数据进行科学分析研究。最终成功走出了中国人自己的飞机维修废水处理之路,比引进国外同类技术和设备节省投资250万美元,填补了国内空白。
张统研发的营区污水处理成套技术具有投资省、成本低、易管理等显著优势,与传统工艺相比可节省建设投资15%~30%,节省运行成本 30%~50%。营区污水与农村污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将这套技术应用于新农村建设,可大大降低新农村污水处理的建站投资和运行成本,使新农村污染源治理工程不但建得起、用得上、而且还能管得好。2007年,在北京市科委的重点支持和推广下,张统承担了北京市5个新农村建设试点村的污水处理科技示范工程,成为了各地新农村建设的“样板”。今年7月,经专家评审,该成套技术获得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保护技术二等奖。
16年来,张统坚持扎根军营,在军事特种污染防治和生态营区建设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取得突出成就。他提出了军队污水处理“低投入,低成本,易管理,重回用”的发展理念,研究开发出11种污水处理新工艺,自主研制成功8类军事污染防治专用设备,集成开发了4种新型污水处理材料。成果应用于我国三大航天发射场和全军近100个营区,产生了显著的军事、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有力推动了军队营区建设从“绿色”向“生态”跃升,保证了军事区域环境污染治理国债项目成功实施,使军队的污水处理步入“建得起,用得起,管得好,有长效”的良性发展轨道,使我军环境污染防治技术步入全国先进行列,主导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张统先后获得军队和部委级科技进步二等奖9项,三等奖7项,国家专利7项,主编和参编专业著作11部,他同时也得到了军内外同行的广泛认可和赞誉,被列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培养对象,总装备部“1153”人才库第一层次培养对象,荣立个人二等功,获第六届“地球奖”、首届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首届“首都环保之星”称号,被评为“全军环境工作先进人物”“全军优秀地方大学生干部”和“总装备部优秀共产党员”。
宋克明一个农民的“环保长征”
◆黄涛
宋克明,河南长垣县城关镇吕楼村农民。2002年,创办黄河流域第一家公益环保组织“绿色未来环境保护协会”。2003年至2005年在黄河滩区湿地建立6个鸟类保护站。2005年,创建我国第一家由民间组织实施的“黄河生态监护站”。2005年,荣获“中国青年丰田环境保护奖”。2006 年,荣获“地球奖”。
2006年4月2日,宋克明又一次站到了领奖台上,领取他人生中的第三个环保大奖——2006杜邦环境新闻人物排行榜入围大奖。与宋克明并肩站在领奖台上的还有因步行上班而闻名的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绘制中国水污染地图的马军、提议将环保纳入中小学教育的浙江永嘉第15中学校长杨建南、开创幼儿环保教育新篇的贵阳幼师张剑辉等环保风云人物。而在入选本次排行榜的10位环境新闻人物中,宋克明,一位43岁的农民、河南长垣县绿色未来环境保护协会会长,被排在了第一位。
从黄河支流污染到黄河湿地鸟类保护,再到城市垃圾向农村转移,宋克明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宽。他并不太清楚自己的明天会怎样,但他知道“这是一个长征,要一直走下去”,而他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给下一代的孩子留个干净的环境,也留个活路”。
宋克明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些有益于环保的小事,而环保本身则是关注国计民生的大事,已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
“其实我在1978年读高中时就开始关注环境问题了。”据宋克明介绍,那时他经常阅读《中国青年》等杂志,在上面看到一些环保方面的文章,其中印象较深的是一幅漫画。
近30年后的今天,宋克明仍然清晰地记得这幅漫画的内容——漫画的名字叫《21世纪的乞丐》,画了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手里拿着一个碗,像乞丐一样,求别人施舍一点儿干净的水。
“这幅漫画给我的震撼非常大!我想,如果水真的都被污染了,人类的末日可能就到了。”宋克明说。
也就是在这时,宋克明开始了自己的“环保长征”,但真正让他成名的是对天然文岩渠污染的实地调查。这项调查为期10天,行程200多公里。
天然文岩渠是黄河下游的支流,流经原阳、延津、封丘、长垣,至濮阳市渠村桥排入黄河。2002年起,由于沿渠各县的造纸厂、水泥厂等企业将大量污水排放到渠内,致使渠水被污染,成为河南省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
2002年8月,抱着一探究竟的目的,宋克明骑着一辆破摩托车上路了。通过向沿途村民打听等各种明察暗访,宋克明终于确定了天然文岩渠沿途排放污水的企业,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证据。
接下来,宋克明自掏腰包,请来北京等各地的环境保护专家、官员和新闻单位,在长垣县召开了一个名叫“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万人环保大会。
5年后的今天,谈起那次万人环保大会时,宋克明仍然兴奋不已。“开那次大会,我花了两万多元,但效果太好了。”在会上,宋克明共发放“保护母亲河倡议书”1万多份,并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向数以万计的人们传达了他的环保理念。 宋克明还带着与会的专家和记者,沿文岩渠边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实地调查。这些调查报告被长垣县人大代表整理成5份议案。根据这些议案,长垣县关停了该县境内向天然文岩渠排污的企业。
这次万人环保大会给宋克明带来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他借机创办了全国县级第一家、黄河流域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长垣县绿色未来环境保护协会,自己出任会长。
“这个平台太重要了,没有它,很多事就是办不成。”宋克明说。
58岁的马上任,是长垣县恼里镇侯马占村人,也是宋克明建立的第一个鸟类保护站的义务巡查员。“原来没有保护站时,经常会有一些不法分子来投毒捕鸟。最严重时,一天就把三四只船装得满满的,运出去卖钱,天鹅、大雁、白鹭、白鹤都有。”
宋克明找到马上任,建立起鸟类保护站后,情况很快就有所改变。“现在基本上看不到捕鸟的了”,而为了实现这一点,马上任6年来不知写了多少幅标语,每天也都要沿着黄河滩走走看看,一旦发现捕鸟者,设法制止,同时给宋克明打电话,商量对策。因为宋克明是长垣县的环保名人。而宋克明对付捕鸟者也自有一套——借助其会长的知名度,宋克明成功地联合了当地派出所。
由长垣县城东行约30公里,就是赵堤镇,这里正在成为白鹭、白鹤等国家保护动物的天堂。闫强是赵堤派出所的所长,2006年初,闫强携赵堤派出所16名民警全部加入了长垣县绿色未来环保协会,成为该协会会员。
2006年5月,赵堤派出所正式启动了专项治理猎杀鸟类的行动。“前期收缴的鸟网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现在基本上没有人再捕鸟了”,环保协会与派出所民警的联合行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2006年8月,当地媒体报道,赵堤镇黄河湿地的白鹭多达上千只,真正地成为了鸟类天堂。
“一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只有不断提高公众的参与度,环保才有出路。”宋克明说。从马上任到闫强,再到赵堤派出所的全体民警,宋克明的爱鸟队伍不断壮大。
目前,宋克明已成功建成6个鸟类保护站。而长垣县绿色未来环境保护协会目前的会员也已超出1000人,长垣县作协、书协等单位均成为该协会团体会员。
徐海婷圆绿色梦的女孩
◆陈玲
徐海婷,深圳蛇口国际学校学生,初中部学生会主席、环保小组组长。2006年6月荣获“深圳市民环保奖”。2004年至2006年代表中国儿童参加了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美国、日本、马来西亚组织召开的“世界儿童环保会议”。
徐海婷虽年仅14岁,却已经身体力行做了12年的环保工作,为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而持之以恒。
2004年,她获得了深圳市环保英语演讲比赛一等奖,“利乐杯”全国中小学生环保英语演讲比赛二等奖。出色的英语成绩,使得徐海婷代表中国儿童出席了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儿童与环境国际联盟”共同组织的联合国国际儿童环保会议,与来自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1000名儿童代表讨论环保问题,交流环保经验,共同分享各自的环保项目。她精彩的演讲和“保护濒临灭绝的粉色海豚”、“在全世界实行无车日”等建议给联合国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年后,徐海婷应邀参加在日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儿童环保峰会”,并成为全国唯一一名联合国全额资助代表。在此次大会上,她对环保充满深情的即兴演讲,在环保交流会议上独特的对环境保护的看法等等,让大会选举她成为2006年世界儿童环保峰会筹委会全世界11名成员之一,也是唯一一位代表亚太地区的筹委会委员、首位代表亚太地区的中国儿童。会议期间,日本王子主动走向她,与她讨论环保问题,并盛赞中国近年来的发展。
同年,徐海婷应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邀请,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不定期汇报在国内学校以及社区推广4项环保项目的进程。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将她的报告带到”纽约世界首脑会议”上展出,并授予她”世界儿童环保会议积极参与证书”和”环保活动委托证书”。
2005年9月,”全球人居环境论坛”在深圳召开。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全球环境泰斗莫瑞斯·斯特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管理委员会主席戴维安德森等权威人士会聚一堂,共议可持续发展的人类住所,这是联合国首次在我国举办人居环境论坛。徐海婷在此次会议上作了”保护我们的水” 的主题演讲,呼吁人类保护和节约仅供有限的淡水资源。演讲完毕后,全场起立为徐海婷鼓掌三分钟。
2006年6月,徐海婷荣获”深圳市民环保奖”,并获由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颁发的”环保市民”奖状。2006年8月,在马来西亚举行的联合国世界儿童环保会议上,徐海婷是唯一一位获得由马来西亚皇后赠送”巧克力”的儿童,并当选为该次会议的儿童筹委会主席,她还为大会闭幕式的主题歌作了歌词《Weare the children》。2006年8月,徐海婷加入深圳市义工联环保二组,参与了”走进红树林,关爱红树林”的宣传、清洁活动。 2006年9月,徐海婷与学校一同组建了”环保小组”,赴香港中文大学听环保专家的讲座,参与了清洁香港海滩、环保购物袋的发放活动,以及”全球变暖”等宣传活动,因此获得了香港环境保护协会授予的”环保大使”称号,并获由港澳区全国人大代表、罗叔清先生颁发的”环保大使”聘书。2006年,在第8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徐海婷作为小”联合国环保大使”的先进事迹在环保科普展区展出。2006年12月,徐海婷获”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提名。
今年,作为深圳市最小的义工,徐海婷代表深圳市中小学生与深圳市副市长吕锐峰和市环保局领导一起参加了”环保社区监督员启动仪式”,并倡议”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与违法排污行为做坚决的斗争”。2007年3月,在深圳市”两会”期间,徐海婷作为市民代表与深圳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环保局、市水务局以及福田区的有关领导进行面对面交流,探讨环保改进方案,并参加了深圳市环保局和深圳市电视台共同组织的”拒绝使用塑料袋”和”环保购物袋的发放仪式”宣传活动。2007年6月,徐海婷参加了深圳市百万市民”建生态城市、圆绿色梦想”活动启动仪式,并在《市民生态公约》上签名,同时参加了深圳市第36个”6·5”世界环境日,并在”深圳绿色力量,聚焦环保NGO”大型展览上,作为环保先进人物事迹展出。2007年8月,徐海婷获邀参加了”第三届全球人居环境论坛”,并作了以”应对全球变暖”为主题的演讲,获得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安瓦尔·乔杜里大使和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北美区主任、联合国友好理事会主席努尔·布朗博士的表扬。同月,就深圳市”塑料袋污染”问题,徐海婷写信给吕锐峰副市长和深圳市环保局有关领导,提出4点建议,吕副市长于2007年9月批示:”建议很好,请有关部门办理”,并收到深圳市环保局就此问题处理意见的回信。
傅企平生态村的带头人
◆袁坤
傅企平,浙江省奉化市滕头村党支部书记,宁波滕头集团有限公司总裁。1999年获得“地球奖”;200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06年荣获“新农村建设十大风云人物”。10年来他带领村民把滕头村建成“世界十佳和谐乡村”。
浙江省奉化市的滕头村是环境保护的先行者,也是重视生态文明的典范。早在1993年,滕头村就被联合国评为“全球生态500佳”,从而引起世人瞩目。
1997年傅企平担任村支书后,为不断提升“全球生态500佳”的含金量,着力实施“蓝天、碧水、绿地”工程:拆除农家柴灶统一改用液化气,实现了无烟村;对污水进行处理实现达标排放;种树种草,饲养白鸽、野水鸭等飞禽,建成了江南风情园、农家乐、农民公园、盆景园等20多处生态景观。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滕头村天更蓝了,水更碧了,地也更绿了。今年,滕头村被联合国评为“世界十佳和谐乡村”,其中评定指标里“一级空气质量”和“67%的绿化率”,就是他辛勤工作的最好回报。
从“全球生态500佳”到“世界十佳和谐乡村”,滕头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
傅企平常说:“生态环境建设不仅仅是滕头村的事,让更多的人提高环境意识,是滕头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要让每一个来到滕头村的人,都受到绿色的熏陶。”为此,他决定投资2000万元,建设国家级生态农业示范园区。为了加大宣传力度,他邀请专业机构制作了带有绿色使命的专题片、宣传资料,让来到滕头村的人们深受教育。他的工作得到了社会的肯定,滕头村先后被命名为宁波市、浙江省首个生态旅游示范区、全国造林绿化千佳村、全国生态示范区、全国环境教育基地。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是傅企平的名言。他觉得,要提高公众绿化意识,首先得从青少年做起,让“绿色发展观”在下一代头脑中扎根。在他的倡议下,村庄道路两旁的绿化带被划分成很多个“绿色小卫士基地”,由小学生负责护理;村团委也组织团员在全村范围内划分了9个绿化责任区。
1998年,傅企平开始开发生态旅游,充分发挥本村环境教育基地的作用,使更多人切身体会到绿色所带来的享受。因为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滕头村于2001年获得“国家AAAA级旅游区”称号,2006年旅游门票收入1060万元,综合收入4500万元。
10年来,46项高利润的投资项目被滕头村否决——这对于其他地方或许闻所未闻,但傅企平带领的滕头人做到了,他们的信念是:凡是不利于环保、损害绿色的事,他们坚决不干。
但是,对环保有利的事,傅企平再难也干。邻县因拓宽公路要砍掉一批樟树。傅企平得知消息后,连夜驱车赶赴邻县,决定抢先将那批樟树买下来。车到半路,恰遇严重堵车。他干脆沿着盘山公路步行10余公里。等他回到村里,已是凌晨两点多了。这片樟树移植滕头后,株株成活,为滕头村增添了浓浓的绿意。
对绿色的执着,促使傅企平办起了园林绿化公司,开始了对大江南北的绿化之路。在他的带领下,公司承办了诸多绿化项目,成为了全国绿化一级资质企业,实力不断壮大,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了8家分公司,拥有苗木基地2.5万亩,年产值两亿元。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傅企平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北京,努力争取到奥运会部分场馆的绿化项目,为2008奥运贡献来自滕头的一片绿意。
傅企平除了重视滕头村的生态建设以外,还十分关心其他村庄的生态建设。他积极与周边村庄结对,成为他们村庄的建设顾问,帮助他们搞好环境治理。同时,他还帮助周边村庄发展生态农业,种植花卉苗木,经营绿色农产品,走上致富之路。
有一天,傅企平收到一封来自浙西革命老区丽水市庆元县官塘乡山头村的信。信里说,山头村十分贫困,得知滕头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典范以后,希望能为山头村的脱贫致富指点迷津。
傅企平立即带着农村科技人员赶到山头村。在山头村,傅企平和科技人员一起爬山坡、下田头、进菇棚,详细了解当地的土壤结构、气候环境和农作物生长情况。
一番忙碌之后,傅企平心里有了底,这里具有种植瓜果、蔬菜等反季节农产品的独特优势,有栽培红豆杉等珍贵树种的天然条件,适宜养殖土鸡、鸭、鹅等特色家禽。
傅企平对山头村支书吴心炳说:“我们一定派人过来帮你们开发山林,发展种植、养殖业,为老区山村早日脱贫致富出一份力。”如今,傅企平把生态农业、效益农业和以绿色致富的滕头经验延伸到浙西的革命老区。
在傅企平心里,绿色之花不仅要开遍滕头村,更要开遍神州大地。这就是一个农民、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的绿色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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